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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草民视角 ——读《我是川军》有感

发布日期:2019-07-09 14:25    【字体: 】   阅读:

——读《我是川军》有感

绵阳市文联       杨荣宏




      冯小涓同志的新作《我是川军》,其书名给我的第一印象,大概基调应当是惨烈、悲壮,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因此非常期待。同时,我也非常吃惊,一个女作家居然敢依仗她的才华侵入一个雄性的题材领域,这是何等愧煞我等男儿的壮举?这样的题材应当是柳建伟、张登高那样的作家才能驾驭的,必须是个爷们儿!

      但当我真正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第一印象是错误的,太过先入为主了。

      冯小涓并没有进犯我所谓的“雄性的领地”,她选择的是川军中的一个老兵,或者说是一个被国家民族多灾多难的命运、被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卷入其中的我们的父辈,一个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而穿上各色军装的四川农民,一个经历无数次转折却几乎没有一次自主选择机会的底层角色,一个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受过人间各种苦难和屈辱却唯独与辉煌、荣耀无缘的草根。

      这个人,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抓壮丁,参加国军,投入抗战;国内战争开打后,他又投诚而成为共军,因抗美援朝之需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又在战场上稀里糊涂被俘,被强制刺字后,被迫遣送台湾,到了台湾又被洗脑,他再次成为“国军”、成为“荣民”。  

这个小人物的可悲在于他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难,却没有值得一提的英雄事迹可言。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朴实的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可怜的人,这样的小人物恰恰就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大多数,他们卑微、渺小、无助,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都是缄默的大多数,他们只是一个概指,即“人民”,作家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做主角,可谓独具慧眼。也可以说,梁草这个人物是作家独特的发现,独特的创造,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一个”。梁草们是没有能力发声的一群,他们无法逃避、无力反抗,他们的挣扎失败的,他们没有为自己申辩意识和能力。冯小涓同志满怀悲悯之心,为他们代言,帮助他们还原历史的真相,充分说明她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



(根据原作改编的音乐剧《我是川军》剧照)



       冯小涓同志是至今为止少数敢于穿越从抗战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阶段来构思作品的作家。这一个阶段、中华民族一直处在战乱、动荡、变化之中,这个阶段民族矛盾、国内矛盾变织、热战冷战交替,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一直没得到根本解除,人民大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梁草们没有任何梦想,他们的梦想只不过就是“老婆儿子热炕头”,就是“过日子”而已,但是这样的梦想居然不可能实现。小而言之,这是黎民百姓的大不幸;中而言之,这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大而言之,这是人类的大不幸,它使我们不敢高估人类“文明”的程度,甚至,可以说,人类,其实还野蛮得很。

      但是这一个阶段的真实状态到底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共产党的历史描述和历史解释是一个样,国民党的历史描述和解释是另一个样,中国人的描述与解释是一个样,日本人、朝鲜人的描述与解释又是另一个样,美国或者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他们的描述与解释又是另一个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历史本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用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说法,国家和民族只是暂时,只有人类和个体才是永恒的。只有超越政治集团和国家民族视野站在人类和个体的高度,才能看清真相。



(根据原作改编的音乐剧《我是川军》剧照)



      我觉得小涓同志正是按照这样一个思维,试图审视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试图从人性的层面来剖析这一段历史,试图撇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大”历史,扒出一条缝隙来,以一介草民的视角来重新描述和解释、评判这一段“小”历史。这样的角度十分新颖,令人欣喜,敢于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写历史的人总不免有意无意地按照流行的观点或某种权力意志去论述和评价历史,不用说,记述和评价历史甚至曾经是一种垄断的权力。只有在今天这样较为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产生多元化的记述和多角度的评价。但是,任何对历史记述和历史评价的垄断都是对真相粗暴的遮盖和歪曲。在真相被遮盖和歪曲的情况下,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必然是荒谬的。因为真相才是反思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在真相基础上的反思就没有真理,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


     《我是川军》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作者将看历史的视角进行了颠覆,她看到的不仅仅是宏大的场面,英雄的传奇,胜利的辉煌,她看到的是战争对小老百姓的极端残酷,看到的是政治对梁草们的荒诞不经,她看到的是天下苍生的无奈与宿命,她看到的是人类这种“人科动物”是多么贪心,多么自私、多么执迷不悟,其掠夺资源、扩张领土以及追逐名利的企图是多么可悲、可叹、可恨。 
从抗战到改革开放,仅仅几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人的一生也恰恰不过几十年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天下苍生无不如此,无论是多么伟大的理想,无论多么崇高的理由也无法要求他们牺牲一次以上!而这一次,对他们而言却是全部! 

      我们知道,美国人对自己不到三百年历史津津乐道,费城风云中每个细节都记录在案,他们的南北战争被拍了上一部又一部电影,二战中每位死难者都有墓牌。可是我们中国人,虽然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这只是拿来炫耀的资本,拿来“自豪”(良好感觉之一种)的说辞。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大屠杀轮回上演,蒙古屠华,嘉定三屠,所经历过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南京大屠杀号称死难者达到三十万人,但至今没有一个名单,甚至因此被日本右翼集团瞧出破绽,不时加以否认。还有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死难者……他们的名单呢?没有。我们号称有五千年历史,可是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都不甚了了。


(根据原作改编的音乐剧《我是川军》剧照)




      如今,像梁草那样的抗战老兵,当年如果20岁的话,今年应该97岁了,还剩多少?他们,至今尚活在世上的已经极少极少了。但是,无论他们活着还是已经离去,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忘记就是背叛!无论他们曾经选择过什么阵营,他们的受难都是代替人类、代替我们民族、代替今人和后人在受难,我们都应该感恩。没有感恩,我们就没有未来! 
      对于他们的悲苦命运,我们必须心怀悲悯,因为缺乏悲悯情怀的政治、文化或者艺术是不道德的! 
      我们的传统里有一种“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国人,不愿意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于是乎,中国人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痛”,以避免苦难记忆。这是不是一种劣根性?正如有人所注意到的,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创作人员特地刻意安排了作者奶奶的一句话,“还提那些事做啥呢”。夕阳西下时分,这位满头银发的“奶奶”至今仍坐在你的或者我的院子里,回味往昔的(哪怕是浅薄而虚幻的)欢乐——而不是(刻骨铭心的)痛苦。不过,这种好了伤疤忘记痛的“智慧”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有专家统计表明,唐初贞观之治、大宋中兴,以及改革开放第一个三十年,无不是只用了三十年光景。而此前却都是战乱或者动乱。这,称之为“三十年中兴”论,也就是黄炎培和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谈到过的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黄炎培的提问是千古一问,毛泽东当年的回答是惊世骇俗的前卫、时髦的一答,我们暂且不去议论它。中华民族要想免于重蹈覆辙,避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必须彻底治疗这种“选择性记忆”顽疾,坚决打破“周期率”魔咒,走出“治——乱——治”的恶性循环。否则,绝无希望!梁草或者梁草们所代表的人民——那些无(匿)名者不是工具,不是棋子,不应只是利用的对象,人民不应是抽象的,我们不能只在危难时刻才想起他们!小涓同志这部小说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长点记性。长了记性的坏处是会让人时时阵痛,但有一点,一定它能提示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有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文明阶段。而我们今天正在“世界之中国”的入口处。《我是川军》的价值也许还在于,她及时提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思考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如何与亚洲相处,中华民族如何自处,如何让天下草民百姓,让亿万个梁草安生立命。 




      关于《我是川军》的看法,也就上述这些,最后,我也谈谈小说写法上的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通读《我是川军》,不时可遇精彩的细节,不时可见作家天才的闪光,我真诚地认为,这部小说,无论从题材的选择和视角的选择或者人物角色的选择哪个方面来讲,都有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小涓同志特地告诉我们,“我把梁二爷那次回家的形成也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文中的A部分。梁二爷的回忆作为文中的B部分。”这也就是她这部大作的结构方式。在研讨会上,廖全京先生特别注意到,作家在《我是川军》中用了两副笔墨即:诗笔和史笔。我觉得,只要能够表达你的想法,只要能达到作家预期的审美效果,诗笔也罢,史笔也罢,写实也罢,魔幻也罢,十八般武艺都可以耍,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你必须回到常识和逻辑。写实的时候,不能违背生活常识和生活逻辑;虚构的时候,不能违背心理常识和情感逻辑。任何一部小说的感染力都发端于人物内心世界的传神描摩,发端于故事情节可感可触的质地、发端于贴切、精准、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遗憾的是,作者在小说在人物语言特色的把握上、在小说叙述视角的把握上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瑕疵。在A部分瑕疵相对要少一点。B部分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了,而这也主要又是因为作家用“汪记者”的书面语言代替角色梁草的语言,用“汪记者”的议论和感慨代替梁草的感慨,不够贴近角色本人。对一个梁草这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物,一个底层人物,一个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物的语言特色,作家的把握欠精准,主人公的语言太雅、太书卷气,太像作者(汪记者)本人,没有贴近角色。比如,“我们蹲在地堡里,外面下着雪,雪花在天地间悠闲地散步,自顾自地飘落,从容得很。”梁草很难说“雪花在天地间悠闲地散步”吧?(P19页)她在稍后的段落中说,“卫司令看上去像戏里的小生,那张脸白得像抹了一层石灰,眉眼生动很讨女人喜欢。”我以为,梁草会说“卫司令像个小生,那张脸白得像抹了一层石灰,”但绝对不会说“眉眼生动很讨女人喜欢。” 因为梁草这样的农民,他不知道女人喜欢不喜欢这样的眉眼。“眉眼生动很讨女人喜欢。”是汪记者或者女作家冯小涓的语言和感觉。 
      同时,因为没有始终谨慎地坚持“梁草”这个亲历者和讲述者的特殊视角,游离了这个视角,才导致梁草对“汪记者”讲述自己同性性行为之类的情节(见P265——P266)——同性性行为在梁草的生活中可能是真实的、合理的,但要梁草讲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不仅仅这一处,凡特别私密的事情,包括梁草与梁素珍的“激情戏”等,都不可能由梁草讲出来;越私密、越激情澎湃越不可能。包括对女人的那一段议论(见P270),都不应该是梁草感悟得到、说得出来的。要知道,这个梁草是一个缺乏对女性了解、缺少体验的男人,他在性方面生涩得很,基本上是个没有经验的新手、一个外行。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过,一个高超的小说家是这样的:当他天花乱坠、天马行空,大肆虚构的时候,却总能让我们信以为真;反之,即使给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却以为那是虚假的。 
      小涓是绵阳作家中学养比较深厚的一位,长于理性思考,这是她的突出优势,是她值得我们期待并且有可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因素。但在写小说时,如果不克制跳出来代替角色发表意见的冲动,就是犯忌。小说的魅力在于生动的情节设置,在于感性充沛,在于用事实(故事情节)说话。思想应当似有若无,潜藏在故事情节的背后,弥漫在小说人物的喜怒哀乐之中,笼罩在故事情节起承转合各个阶段,必须 “理性其骨,感性其肉。”思想应自然生发,情节应花枝乱颤,这才是小说勾魂摄魄的本领所在。正如葛红兵教授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见解!每个人都有见解,能见事实的却如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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