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式的优雅：育邦诗歌中的人文情怀——读育邦诗集《伐桐》

       或许是因为长期生活和工作于南京这样一座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深厚、人文气息十分浓郁的城市，也或许是因为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学编辑创作，一直以来，诗人育邦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或者我们这一代即70后诗人作家中间，最具有优雅气质和贵族精神的一位。我知道在下这样一个判断的时候，是须作十分谨慎的考虑的，因为时至今日，“文化的教养”在我们的文人中间的确是十分少见了，在我们这些搞文学的、原本应该是优雅的贵族的人中间也是并不多见了。但是，无论是我在生活中多次跟育邦的接触和交流，还是我在阅读育邦的诗歌、随笔等文学作品时，我都强烈地感受到他就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和热血才俊：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很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而育邦的最新诗集《伐桐》，进一步让我坚信了对他的这一认识。

      《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是一首兼具现代性思辨与古典人文情怀的山水诗、赠答诗。长期以来，诗人写了很多类似的游历兼赠答友人的作品，形成了他风格鲜明的文本体系。给读者的印象是，诗人育邦就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新时代的旧书生，满腹的理想主义，一腔的热血抱负，唯常寄予“沉默”的山川草木。所以，在此诗的第一节中他作自画像般地写到：“有时，我们并不说话/隐于尘世的沉默”。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电子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即便偶尔回到山林野外，相机、手机这样的现代化工具仍然与人如影随形。诗人育邦无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存在“镜像”中我们的命运与处境，所以有了第二节中“一张张走进相机的面孔/注释着生命轮回/——一次又一次的微循环”的深入挖掘与探问。而第三节中的人物“年轻的学僧”，景物“夕阳”、“西峰”等，加剧着读者对于时空的恍惚感和穿越感，以致于当我们读到末尾两行“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就从我体内走了出来”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突兀感和虚幻感，好像诗人笔下的虚构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与真实了。这正是此诗的妙处：化神奇为现实！当“过去的我呈现出来”，我们在诗人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也接受了某种隐藏起来的思想主题。

      我想这正是对育邦写作思想中的另一种贵族精神即“自由的灵魂”的反映：在喧嚣的时代面前，保持自我独立的思想，超然于世俗之外，也是一种文人应有的姿态，和能够做到的“作为”。通读育邦的诗集《伐桐》，弥漫其中的正是“贵族式的优雅”这样浓郁的人文情怀。并且，其诗歌与人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的统一：诗歌就是他的生活和思想，而生活和思想都在他的诗里。

      诗集《伐桐》由四个小辑构成，分别是“尖刻花园”、“青花瓷片”、“鲜花木梯”和“七月之光”。前三辑全部由短诗编成，第四辑则还包括他的几首长诗。无论是短诗还是长诗，也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入手还是从西方经典取材，仅从这些篇章的设置，以及很多诗歌的题目或主题，就能大致梳理出育邦的诗歌风格或思想风度，它们几乎都是在表达他对圣哲先贤或人文精神的一种缅怀、推崇和致敬。

     诗集名为《伐桐》。我以为，首先，桐在古代诗文中多指梧桐，而《诗经》云：“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人栽种桐等树木，成材后即伐作琴瑟用。而伏羲伐桐制琴定五弦的故事，则将“伐桐”指向音乐或艺术的一个源头。古琴作为“圣人之器”，则成了某种传统文化思想最初的象征，是指代文明的启蒙与发展。

      诗集中收录了同名诗《伐桐》，诗中的“伐木者”当是古琴的制造者，或者说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伐木者听不到任何声响/他若无其事，砍下那棵青桐/砾石在他客观的瞳孔里/流动，与泥土及烟霞/汇聚为溪浪”，这就是文化的“远源”汇成“长流”的诗性写照。那么，诗人育邦写这首《伐桐》的寓意，以及用之作为整本诗集的书名的隐喻，就不言而喻了：他是想用诗行来呈现我们的“乐”，重建我们的“雅”，继承我们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就是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优雅的贵族精神，体现的是一种为民为国有所担当的中国文人思想与道德情怀。

     “栅栏里，火焰的手指/在歌唱/蝴蝶身披黑袍/从盲目中飞出来/在攀升的雾霾中/交媾，孕育/一个有限的春天”。一个燃烧和升华自我的乐者形象由此跃然纸上，一个启示光明和歌唱春天的诗人形象因此生动感人。

（白鹤林：绵阳市评论家协会秘书长、四川省评论家协会会员）